文╱編輯部　　圖╱法心

　　圭峰宗密禪師，大唐果州西充（今四川省西充縣）人，為華嚴宗第五祖、荷澤宗第五世，因居圭峰，世稱「圭峰禪師」、「圭山大師」。師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，俗姓何，出身富裕顯赫之家，幼時受儒家教育，通覽詩書，二十歲時開始聽習佛法經論，止葷茹素，親近禪門大德。

禪遇南宗　教逢圓覺

　　唐憲宗元和二年，師二十七歲，欲赴京師應貢舉考試，途經遂州大雲寺，聽道圓禪師說法，深有契會，於是毅然求請披剃，於道圓禪師座下受學禪宗心法。

　　一日，師隨眾僧至府吏任灌家應供，因尚未受大戒，故坐於末座。席間依次授經，師得《圓覺經》，展卷誦讀，才讀一二章便豁然大悟，身心踴躍歡喜。回寺後，將所悟之理秉告道圓禪師，道圓禪師聽後道：「此經諸佛授汝耳！汝當大弘圓頓之教。汝行矣，無滯一隅！」師恭敬奉命，於當年受具足戒後，向道圓禪師禮辭而去。

　　師初初遊方時，先拜謁道圓禪師的師父荊南惟忠禪師，得惟忠禪師印可勉勵：「傳教人也，當宣導於帝都。」後來到東都洛陽，又拜謁道圓禪師的同門師兄弟，奉國神照禪師，神照禪師亦印可師云：「菩薩人也，誰能識之？」

　　元和五年，師行腳至襄漢一帶，遇恢覺寺的靈峯闍黎，於病中將清涼澄觀大師所撰《華嚴經疏》授予師。師雖未曾聽習過《華嚴》，一覽此書就能通曉其義，欣然讚歎：「吾禪遇南宗，教逢圓覺，一言之下，心地開通；一軸之中，義天朗耀。今復得此大法，吾其幸哉！」即為大眾講說此書。

　　元和六年，師往洛陽禮祖塔，住止永穆寺，因四眾弟子殷勤祈請，師又再度宣講華嚴。當時有一位泰恭比丘，聞師說法後深受感動，竟斷臂以酬師恩。

同遊華藏　密契妙意

　　師於宣講期間，心中思慕華嚴疏主清涼國師，因未能親見，於是書寫一信，信中稟明對華嚴義理的領解及求法熱忱，遙敘門人之禮，並遣門徒玄珪、智輝馳奉清涼國師。清涼國師讀信後，讚歎有加，隨即批答云：「不面不傳，得旨繫表，意猶吾心，未之有也！非憑聖力，必藉宿因，輪王真子，可以為喻。儻得一面，印所懸解，復何加焉？」師獲得回函，十分歡喜，為眾宣講畢，即詣長安禮覲清涼國師，執弟子禮。

　　師晝夜隨侍清涼國師二年，親承教導，清涼國師對師深為印可，曾曰：「毗盧華藏，能從我游者，舍汝其誰歟！」之後數年間，師雖至諸寺講授經論，遇有疑問時，仍常藉由書信向清涼國師請益，往返不絕。

　　元和十一年春，師行至終南山智炬寺，誓不下山，並於此遍閱藏經三年，撰成《圓覺經科文》、《圓覺經纂要》二卷。後至長安，陸續撰成《金剛般若經纂要》、《金剛般若經疏鈔》、《唯識疏》。長慶元年，師退居鄠縣終南山草堂寺，不久又入寺南圭峰蘭若，起草《圓覺經疏》，並於南山豐德寺製《華嚴綸貫》、《四分律疏》。長慶三年冬初，完成圓覺經相關著述，包含《圓覺經大疏》、《圓覺經大疏釋義鈔》，隨後又註《圓覺經略疏》、《圓覺經略疏鈔》及《圓覺經道場修證儀》等。

開誘濟拔　化度朝野

　　太和二年，文宗詔師入內殿請問法要，賜紫方袍，並敕號「大德」，師之聲望盛極一時，朝野之士尊崇仰慕，歸信者甚多，著名朝臣文士如裴休、白居易、劉禹錫等皆與師相識交遊。然師無心戀棧權勢，不久即自請歸山。

　　劉禹錫有〈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〉詩云：「宿習修來得慧根，多聞第一卻忘言。自從七祖傳心印，不要三乘入便門。東泛滄江尋古蹟，西歸紫閣出塵喧。河南白尹大檀越，好把真經相對翻。」（詩中「河南尹白侍郎」即指白居易）白居易復作〈贈草堂宗密上人〉一詩，讚歎師之高德云：「吾師道與佛相應，念念無為法法能。口藏宣傳十二部，心臺照耀百千燈。盡離文字非中道，長住虛空是小乘。少有人知菩薩行，世間只是重高僧。」

　　宰相裴休與師交誼尤為深厚，不僅深入堂奧，更是法門外護。師之重要著作如《禪源諸詮集》、《原人論》、《圓覺經疏》、《註華嚴法界觀門》等，裴休皆為作序。裴休亦曾為師撰傳法碑，文中自云：「休與師於法為昆仲，於義為交友，於恩為善知識，於教為內外護。」道誼之深篤可見一斑。

　　禮部尚書溫造曾問師：「悟理息妄之人，不復結業，一期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」師曰：「一切眾生，莫不具有覺性，靈明空寂，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為我相，故生愛惡等情，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，長劫輪迴。然身中覺性，未曾生死。……若能悟此性，即是法身，本自無生，何有依托？」師又開示用功之法云：「真理雖然頓達，妄情難以卒除，須常覺察，損之又損。但可以空寂為自體，勿認色身；以靈知為自心，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。即臨命終時，業自不能繫。……偈曰：作有義事，是惺悟心；作無義事，是狂亂心。狂亂隨情念，臨終被業牽；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」

調和諸宗　會教利生

　　師見當時佛教各宗多自立門戶，相互攻擊指責，所以力倡「禪教一致」，一方面辨析禪門諸宗師承源流，直指「達磨所傳，本無二法，後隨人變，故似殊途。扄之即俱非，會之即皆是」；一方面「以如來三種教義，印禪宗三種法門」，將教下、宗門和會融通。師所著《禪源諸詮集》，即具顯禪教一致之旨。師又提倡「和會儒道」，開啟儒、釋、道三教會通之開闊格局，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深遠影響。

　　師弘華嚴，兼揚禪風，畢生著疏甚豐，除為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註疏外，亦曾著《涅槃》、《起信》、《蘭盆》等經論疏鈔，並集禪門諸宗各家之言為《禪源諸詮集》，其書偈議論諸文如《原人論》等，對當時及後世學人皆深有啟發。

　　武宗會昌元年正月六日，師於興福院告誡門人：「令舁尸施鳥獸，焚其骨而散之，勿得悲慕以亂禪觀。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，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，違者非吾弟子。」言訖，端坐入滅。正月二十二日，四眾奉師全身至圭峰，次日荼毗，得舍利數十粒，瑩白潤大，荼毗後，門人復含淚於煨燼中尋師舍利，皆得而歸，藏於石室。

　　師閱世六十二載，僧臘三十有四，門人弟子僧尼四眾得度脫者，凡數千人。裴休為師撰傳法碑，述師一生行誼，由衷讚詠云：「禪師之為道也，以知見為法門，以寂靜為正味，慈忍為甲冑，慧斷為劍矛，鎮撫邪雜，解釋縲籠。……皇皇於濟拔，汲汲於開誘，不以一行自高，不以一德自聳。人有皈依者，不俟請而往也；有求益者，不俟憤則啟矣。雖童幼不簡於應接，雖傲狠不怠於扣勵，真如來付囑之菩薩，眾生不請之良友！」大中元年，宣宗追諡「定慧禪師」，塔號「青蓮」。